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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网络孕育民主  

2011-05-21 17:41:00|  分类: 阿拉伯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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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8

 

数字网络孕育民主 - 老榕 - 比老榕年轻

突尼斯博客作者威瑟穆•齐哈尔(Wissem Zghaier)在突尼斯的一个咖啡馆用他的笔记本电脑写作。今年1月在突尼斯总统逃离该国前的一个星期,他遭到保安部队的殴打。


作者:菲利普·N·霍华德

 

菲利普·N·霍华德(Philip N. Howard)现为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副教授。他著有《专制和民主的数字起源:信息技术和政治性的伊斯兰》(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牛津出版社,2010年)。

 

突尼斯和埃及的示威者凭借手指把两国的独裁者赶下了台。本阿里统治突尼斯20多年,胡斯尼·穆巴拉克执掌埃及政权30年有余。但对他们各自的政权最有效地提出挑战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恐怖分子,而是掌握数字技术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2011年的头3个月,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不满情绪已经通过联系家人和朋友的跨国数字网络得到宣泄。这次“阿拉伯之春”不是由工会、政党或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等传统的政治组织所发起的。它在普通公民的社会和家庭网络上开花结果,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来没有活跃地参与过政治:年轻的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和城市中产阶层。由于数字媒介使人们不经谋面就能互通不满,交流信息并组成各派组织——而且不会轻易受到政府追查——事实证明它是反对独裁国家、动员民众的有效且高度灵活的手段。

 

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和利比亚发起并坚持抗议的团体在公众议事或投票方面鲜有具体经验,在成功地举行抗议方面就更没有经验了。但即便如此,这些年轻的活动人士讲求政治风纪、务实并易于合作。在根深蒂固的专制政权下成长的年轻人是从什么地方获得政治诉求的呢?他们在信仰和自由并存的国家是如何了解政治生活的呢?答案是,主要依靠网络。

 

数字媒介是课堂、是老师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政治交流的动态关系。在许多国家,互联网本身就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以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针锋相对的思潮之间的政治辩论场。在许多大规模公众示威游行之后形成巩固的虚拟社区几乎总是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尽管它们可能会受到国家的监督和操纵。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公民正在学习使用互联网,提高他们的网上搜索技巧,并在择取信息方面变得更加成熟。

 

国内公民团体之间、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内组织之间的网际联系是持久的。当然并非所有群体都涉足政治,但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政治现象,特别是在那些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费尽心机地管制各地社区的国家。因此,即使一个专门用于购物的公告板或聊天室也能成为一个实行言论自由的场所,在那里保护言论自由也能成为谈论的话题。

 

即便是在最专制的政权统治的国家,互联网也可以让国外的反对派运动深入国内并参与政治对话。如果政党遭到禁止,政治反对派便从国外在网上组建。公民社会领导人同样会借助因网络技术而变得有力的其他组织形式。公民个人用他们的手机记录下侵犯人权的事件,用共享的电子制表软件来追查国家开支,汇集有关官员腐败的信息。例如,埃及的反对党,长期以来被禁止正式参选,利用设在伦敦的数字媒介服务器有效地组织起来。近几年来,突尼斯和埃及对政府最有效的一些批评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博客社区。在埃及,定居在该国内外的博客作者在过去两年中组织了几次大型街头抗议,在自由广场组织活动的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突尼斯,网络活动人士制作了一部有关总统夫人如何利用国家专用飞机旅行购物的纪录短片。这个短片中有飞机在欧洲主要购物城市起飞降落的照片——飞机上只有一名乘客——在突尼斯公民社会领导人中间广为流传,让总统信誉扫地,并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曝光。虽然国家媒体没有报道突尼斯社会动荡的初期情况,但照片和视频却在家庭和朋友的数字网络上广泛流传。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数字媒介正在帮助孕育公民对话,特别是在那些全国性印刷和广播媒体受到严格审查的国家。长期以来,朋友和家人发出的呼吁促使人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可能要面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今天,这些呼吁来自数字网络。它们采取多种形式,从记录警察滥用权力的视频到公布时间地点的推特短信。个人承担政治风险的决定仍然取决于呼吁采取行动的力度。但这些诉求源自数字媒介的情况日益增多。

 

网络与民主

 

一些政府费尽心机对数字媒介进行审查,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控制互联网也并不容易。政府可能占有网络节点,但极少能够完全切断网络连接。一些网络平台—— 基本上独立于国家的内容分发系统——为公民社会团体提供了进行组织和通讯交流的宝贵手段。它们已经成为孕育社会运动的重要孵化器 ,能被公民用来建立为民主奠基的联系和联盟。 

 

数字媒介往往能够帮助新兴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深化并改善其公民社会机制。(据大多数观察人士说,)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全都在近期举行了成功的选举。政治竞选运用了数字媒介,与支持者展开各种新型的政治沟通。同时,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各伊斯兰政党不得不缓和它们的言论,以便在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中有效地展开竞争。虽然这些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历史,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在今天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亲朋好友运用基本上独立于国家的通讯网络。

--即使在国内遭到镇压期间,公民社会的行为者也已经在网络上蓬勃发展。

--妇女被纳入了她们有时在公共场所无法参加的有关个人政治和公共政策的网络公民对话。

--年轻人日益在网上确立自己的政治特征,在网上,善于应用技术的城市青年接触到来自国际消息来源的新闻,与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亲朋好友交谈,甚至就[宗教]经文的解释展开辩论。

--国内的媒体环境大为改观。

 

在今天,如果没有这些网络媒介,要组织成功的社会运动和公民动员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是在伊朗和埃及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不能上网,也没有手机。但是能够上网或使用手机的人——城市居民、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和年轻人——正是要么提倡政权更替、要么支持独裁者的群体。这些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技术来维系其与亲朋好友的联系的公民正是支持或背离独裁统治的群体。正是这些公民在突尼斯、开罗和其他区域性中心发起了抗议。

 

在抗议示威结束以后,使用新媒介的习惯已经养成。选举已成为敏感时期,为学生领袖、新闻记者和公民社会团体尝试使用数字技术提供了机会。即使他们所倾向的候选人没有赢得选举,这一尝试过程仍促成了令国家难以控制的信息使用模式。公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其他的新闻信息来源,并培养起更好的判断力,来评估通过短信发来的信息的可信度。

 

数字模式:使用者即制作者

 

通过对最近的抗议示威以及受到操纵的选举或军事危机等其他敏感事件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手机、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工具在政治传播中有着两大重要作用。首先,技术使用者在危机时刻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高度信任和相互依赖。技术使用者可能会分享图像,互相帮助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并向外界提供现场的信息。第二,公民社会团体往往互相借鉴各自的数字选战战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选举吸引民主活动人士前来参与,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为当地组织提供帮助。但选举也为国内各组织和团体提供了解对方向公众宣讲政纲的战略。

 

最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提供了展开辩论的基础架构,能够在某个特定的政治示威或丑闻过后继续存在。抗议示威或公民抗争的行动让大批公众了解到如何利用数字媒介达到政治目的。人们开始习惯于使用及制作政治内容,并习惯于利用数字技术讲述经历。我们已经在突尼斯和埃及看到了这种现象,宪法制定也正在成为一个数字介导的进程。

 

通过让普通公民能够制作内容并与共享内容的人建立网络,数字媒介为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提供了话语权。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信息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政治。

 

转自: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05/20110518165631x0.9220349.html#axzz1MyigO5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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